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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发生后法律修改时，不能机械适用最新规定。应先确定行为时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再看现行法是否除罪或处罚更轻，并注意生效裁判与未决案件的界限。比较轻重应围绕具体行为可能适用的法定刑和法律后果，而非抽象比较整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刑法施行以前或法律修改前的行为，当时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能用后法追究；当时法律认为是犯罪且依法应追诉的，原则上按当时法律处理。

多人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时，不应看到“多人”就直接判连带责任。应先识别共同实施、教唆帮助、共同危险行为，还是彼此独立的分别侵权，再判断每个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能否确定以及责任大小能否区分。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或者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中，能够证明损害并非由自己行为造成的人可以依法免责。是否存在意思联络、行为关联和共同危险，需要依据具体证据判断。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并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的人员承办。程序上还涉及法定代理人到场、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等特别制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保障其辩护权；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讯问、审判时原则上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并可调查成长经历、监护教育和社会危险性。

执行救济先要识别争议对象：认为执行措施、程序违反法律的，走执行行为异议；案外人主张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则适用案外人异议及后续异议之诉。路径选错会导致请求无法被准确审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可以向负责执行的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对异议裁定不服的，依法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这类救济主要审查执行程序和措施是否合法，并不直接解决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属争议。

立法公开不仅是公布最终法律，还包括通过座谈、论证、听证、基层联系点和公开草案等方式吸收社会意见。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原则上应将草案及说明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法定例外除外。立法应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或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可召开论证会、听证会，听取利害关系人、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并关注基层执行中可能出现的实际问题。

行政诉讼不是发现违法就统一判撤销。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法且程序合法时驳回诉求；违法行为可撤销；不履行法定职责可判履行；处罚明显不当或其他法定情形可判变更；给付义务明确时可判给付。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符合法定程序的，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存在主要证据不足、适法错误、程序违法、超越或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等情形，依法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

条约文本签署后是否立即约束国家，要看条约约定和国内程序。批准通常针对已经签署且须批准的重要条约；加入通常用于国家未在开放期签署、后来决定参加的多边条约。我国对不同条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依法作出决定。友好合作、和平、领土边界、司法协助和引渡、与中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等条约和重要协定，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国家主席根据决定予以批准。批准后还需按照条约约定办理交换或交存批准书等手续。

新颖性要求发明或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申请日前就同样发明创造提出申请并记载于申请日后公布的文件。申请日前公开通常破坏新颖性，但法律规定的特定公开在六个月内申请可不丧失新颖性。现有技术是申请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判断新颖性通常将权利要求与单一现有技术方案比较，确认是否全部技术特征已被直接、无歧义地公开，不能随意拼接多个文件来否定新颖性。